在香港葵青劇院巧遇香港中樂團音樂總監閻惠昌，他帶著小四的兒子去看一個加拿大的打擊樂音樂會，頭髮應該比之前在台灣看到時花白了些，但依舊溫文儒雅，當時說也許可以台灣再見，沒想到隔沒幾個月，大師果然出現在台灣，客席指揮台灣國家國樂團演出。
設置國樂器音色資料庫
的確，兩岸三地的中樂指揮當中，閻惠昌堪稱翹楚。他出生陜西，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1987年在中國首屆專業評級中獲評為國家一級指揮。他先後擔任中國中央民族樂團首席指揮又離開，之後去了新加坡風格公司古典音樂製作部音樂總監等，開始在新加坡發展，然後到了台灣高雄市國樂團擔任客席指揮。
1997年6月，香港回歸中國前夕，閻惠昌來到香港中樂團擔任首席指揮，至今已經進入第十二年，香港中樂團不但已經成為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最好中樂團之一，它的公司化經營，更讓香港中樂團擺脫公務機關的框框，向前大步邁進。
1983年，閻惠昌受聘為中國中央民族樂團首席指揮兼樂隊藝術指導，自此展開指揮生涯，不過因為六四的緣故，樂團也不免受到政治的影響，閻惠昌最後以自己學識不足，無法跟上樂團腳步為由，辭去了指揮一職。沒想到一辭職，立刻有電腦公司找上門來，希望閻惠昌可以國樂團的專業，幫電腦公司設置一套國樂器音色資料庫，就這樣，閻惠昌開始認識電腦。
「我說我不收錢，但是對方要免費教我電腦跟電子音樂。」閻惠昌就這樣開始跟電腦發生了密切的關係。當時他只有一個念頭，「音樂創作如果可以不需要有樂團，就可以演出，對於教育這一塊肯定有幫助。」學會了電子音樂，閻惠昌後來到了新加坡拿所思唱片公司擔任其中一個品牌的總監，出版了許多電子音樂。之後慢慢重拾指揮棒，憑藉著對於指揮的專業以及豐厚的素養，閻惠昌站上一線指揮。他曾經三次客席台灣國家國樂團，擔任高雄市國樂團駐團客席指揮，先後指揮過北京、上海、台灣、新加坡、香港等地專業樂團，也跨足指揮交響樂團。
指揮邏輯中帶有感性
「對於指揮中樂團而言，西方指揮跟東方指揮其實在指揮技巧上是沒有差別的。」但是對於樂曲必須去揣摩以及詮釋，才會到位，「東西方指揮的訓練是有差別的。」閻惠昌說。他接觸電子音樂之後，非常了解西方音樂的邏輯就是切割地非常精準，「但是我們中國的音樂就不是如此，中國音樂有很大一部分是模糊邏輯思維，不是精確可以達到的美學要求。」
到了香港中樂團工作之後，所有「閻惠昌特質」全部派上用場，閻惠昌說，他小時候「笨」，所以學過笛子、打擊、風琴非常多的樂器。後來又了解電子音樂，開始創作，現在他的指揮邏輯中帶有感性，尤其是樂曲走到盡頭的餘味，閻惠昌非常可以掌握。
不只指揮，閻惠昌也擅長溝通，他積極與香港社會接觸，舉辦社會大眾認同的活動，他也同意樂團跟流行樂手合作，演奏流行曲目；就連廣東大戲，香港中樂團也都願意去了解戲曲中的文化意涵，擔任配樂，這些做法都滲透到香港居民各層面，至今已經有非常正面的口碑，「溝通非常重要，我需要團員跟我一起配合，達到共同的目標，能夠溝通是一個音樂總監必備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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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香港中樂團有許多企業的支持，連團服都由香港知名設計師全額贊助，光是全團團員的團服就超過一百萬港幣，走起路來閃閃動人，就像日本演奏雅樂般莊重，連帶也增加了藝術質感。
跨出音樂廳 走向社會 社區 學校
缺額立刻遞補，樂團的研究發展部努力捕捉市場反應，增加一個副團長及兩個聲部長，提升樂團素質，這些都沒有猶疑的空間，需要，立刻就可以執行。閻惠昌認為香港中樂團公司化之後，彈性更大，「幾乎沒有」束縛，香港中樂團公司化之後，脫離政府架構，樂團運作會更為靈活，樂團仍植根於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用多元化的表演方式服務大眾。
樂團公司化之前，政府的管理存在著很多問題，無法解套，舉例在接受捐款上，所有捐給香港中樂團的款項一定要先進公庫府，由主管的高官來決定，「但是最後結果，往往不會回到香港中樂團。」捐款對於一個樂團來講是非常重要的，這樣的管理就會限制樂團的發展。「公司化之後，我們可以按照藝術的規律辦事情，目前平均的一年預算大約五千多萬港幣，捐款不算，這些都可以讓樂團好好運用。」
在最近幾年，香港中樂團靈活運用市場化的手段推廣中樂，他們在香港創辦了非常多的民樂節日，例如2001年的香港胡琴節、2003年的鼓樂節、2005年的笛簫節和2006年的古箏節。這些節日拉近了香港市民和民樂之間的距離；除了中樂團的固定音樂季之外，他們還走出音樂廳、走向社會，在社區、學校中演出，和香港市民打成一片。
中樂的美好 在全球被看見
「我在中國中央民族樂團做了七、八年，後來去了新加坡。新加坡的華樂發展受到過很大的限制，那裡有華人、印度人、馬來人，中樂只是其中一種。」閻惠昌說後來到了台灣，原來受重視，不過後來民進黨執政，有些受到影響，1997年到了香港，「香港的殖民文化色彩濃厚，西方美學成為圭臬，交響樂占有很大的優勢，但是政府一直很重視。」
閻惠昌的觀察是，在香港，每逢重大的節日、活動，基本上都不會忘記帶著香港中樂團。「像回歸前後，香港的政府高官出去訪問，帶的都是香港中樂團，而不是交響樂團，因為香港中樂團是公認首屈一指的，帶出去非常有面子，帶有深厚的文化感。」這些都是香港中樂團的資產。
為了跟西方接軌，香港中樂團理事會今年審視樂團現有的職稱後，認為以「團長」作為「Concertmaste」的中文職稱「名不符實」，從今年9月1日開始，「Concertmaster」及「Deputy Concertmaster」的中文職稱分別由「團長」及「副團長」修訂為「樂團首席」及「樂團副首席」，讓外界對於國樂團的藝術分功更加清楚。這些都是中樂團一直在改革的地方，也足以做為其他華人世界中樂團的典範。
香港中樂團的成績，有目共睹，閻惠昌的能力，也充分得到發揮，問他還有沒有夢想，閻惠昌說：「希望有一天，全球的知名作曲家都願意來為中樂團寫曲子，讓中樂的溫潤美好，得以在全球被看見。」
1983年上海音樂學院作曲指揮系畢業，
1987年獲評中國國家一級指揮職稱。
曾任陝西省藝術學院戲曲系樂隊教研室主任兼指揮。中央民族樂團首席指揮、中國音樂學院客座指揮教授、台灣高雄市國樂團駐團客席指揮。
1997年6月1日起獲香港市政局委任為香港中樂團音樂總監。
1997年7月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時任香港中樂團音樂總監，帶領香港中樂團從英國管治時期過渡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時期，2001年完成香港中樂團公司化的轉型改革，2003年10月1日起，職稱改為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直到現在。
2004年，在香港獲頒授銅紫荊星章。
譜曲作品有：民族交響音畫《水之聲》（獲中國第三屆音樂作品評獎二等獎）、三弦協奏曲《儺》、二胡協奏曲《幻》、古箏協奏曲《瀟湘水雲》、雙二胡協奏曲《鵲橋仙》、《眾仙會》（歌仔戲曲調《留傘調》改編）、《弦語寄情》等。
除擔任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也擔任上海音樂學院特聘教授、碩士生導師，四川音樂學院、廣州星海音樂學院等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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