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上任後，兩岸經貿將進入新紀元，中國當代重量級經濟學家、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吳敬璉昨日接受專訪時指出，台灣企業有先進的技術能力，大陸則有龐大的市場，兩岸產業結合起來，可以走到世界前頭，在電信產業的國際標準規格方面，兩岸是最有機會的。
高齡七十九歲的吳敬璉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教材顧問委員會委員，他亦連續擔任二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委，最近卸下職務。
求同存異 恢復協商第一
三年前，吳敬璉曾應時報文教基金會邀請來台訪問，這次再度應邀來台參加五月三日的「台灣經濟─新局與發展」研討會，會中將以「中國經濟的前瞻與挑戰」發表專題演講，這也是他第四次訪問台灣。以下是專訪紀要：
問：兩岸未來的經貿合作，如何進行會比較順利？
答：兩岸隔離這麼久，求同存異很重要。所謂的「同」是就九二共識，這個共同點也是很脆弱的，其他如經濟合作、文化交流等，都必須趕快恢復談判，搭建一個正規的平台。首先，兩岸要先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兩岸和平協定；其次，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趕快恢復協商，並且在這個架構上談合作。
經貿合作 超三Ｇ商機大
問：兩岸的產業可以進行什麼樣的合作模式？
答：兩岸經貿合作將進入一個新局面，台灣除了進一步開放赴大陸投資，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之外，其實兩岸還有很多方面可以合作，例如共同建立國際標準規格，以電信業為例，今年將要討論如何建立國際標準規格，目前三Ｇ手機有四種標準規格，其中三種規格都是歐美國家所掌控，中國努力建立自己的規格(TD-SCDMA)，預定今年奧運時在十多個主要城市開通。
台商的製造技術能力很強，大陸的市場很大，無論在網路電話或互聯網的用戶量都是全球第一，雙方可以合作創造出一個新的產業，這是一個「超三Ｇ」的產業，兩岸可以積極合作爭取。
問：中國自古以來有晉商、徽商、浙商等勢力崛起，從區域經濟的角度，台商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答：我認為，台商是使大陸市場正常化的主要力量。中國最早承襲蘇聯那一套高度中央集權的體系，所有資源都由中央掌控，在這種環境下不可能發展出企業。後來中國開始實施地方分權，各省發展出鄉鎮企業，並互相競爭。傳統上，中國的商人與政府關係很密切，例如晉商是為中央政府解銀子收稅的，徽商最著名的是紅頂商人胡雪巖，浙商主要是農民手工業起家，溫州原是浙江最窮的縣，但是溫州商人最會做生意，競爭力很強。
台灣經驗 可供大陸參考
目前大陸市場相當於台灣在一九七○至八○年代，大陸的法治基礎仍不建全，台灣走在前頭，許多經驗可供大陸參考。兩岸經貿未來更密切發展之後，可以積極合作，創造幾個國際級的大企業。以芬蘭那麼小的國家，都可以發展出諾基亞這麼大的公司，兩岸的企業合作應該是有機會的。
問：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高度成長下，社貧富差距也隨之擴大，如何改善？
答：這是大陸最近三年來社會關切的焦點議題，目前有三派理論，有一派認為這不是問題，美國人以吉尼系數來看，結果是自己嚇自己；另一派認為貧富差距擴大全是市場經濟改革造成的，因此反對走向市場經濟；第三則認為是政府的腐敗造成的。
以吉尼系數來看，中國接近五十，這是非常高的數值。收入差距擴大到這種程度表示社會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諱疾忌醫，應當把它揭露出來。要縮小貧富差距，先要制止腐敗。
一九九○年代以來，貧富差距逐漸擴大，我認為有二大原因，一是腐敗貪汙，其中，貪官自紅頂商人取得的不當收入占ＧＤＰ的二○至三○％，這稱為「租金」，就是行政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就是紅頂商人付出的賄賂，這是很大的比例；其次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有些人賺錢本事高，所得增加，擴大了收入的差異。
其實，現在社會上對於有能力憑本事致富的企業家的反感比較低。第一代農民工進城工作，最初是滿足的，現在，難免有些人有紅眼病，加上權利意識覺醒，如果能夠透過談判達成雙贏，那是好的發展；如果演變成階級鬥爭，那就危險了。
向來直言不諱的吳敬璉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他有話直說的個性經常會得罪人。去年中國兩會期間，他發表言論，結果卻讓自己成為被炮轟的對象，不過，他還是堅持說真話，他說：「如果當政協委員怕挨罵，那我們這些人就不用當了，可以回家了。」
自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學界一直對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爭論不休，吳敬璉鮮明地主張「市場取向」的改革，一九九○年代被冠上「吳市場」的稱號。
近年大陸股市逐漸發展成大泡沫，吳敬璉是最早提出警告的。早在二○○一年一月，他曾批評大陸股市是「很不規矩的賭場」，當時引發軒然大波；針對人民幣的升值，究竟應採取何種方式，在大陸也有兩派意見針鋒相對，二○○三年，吳敬璉就曾呼籲人民幣升值應該一次到位，避免引發熱錢不斷流入的後遺症，可惜執政當局未並採納。
吳敬璉有二個寶貝女兒，長女吳曉蓮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留在美國發展，並成立個人身心健康工作室(Shelley’s Studio)。去年三月吳曉蓮出版「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完整呈現吳敬璉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以及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分使命感。
這本書首次揭露影響吳敬璉一生最重要的人，就是他的媽媽鄧季惺，這位新時代的女性畢業於北京朝陽大學法律系，與先生吳似竹在民國一九二九年創辦了《新民報》，次年吳敬璉才出生，後來吳似竹英年早逝，鄧季惺嫁給當年共同創辦《新民報》且擔任社長的陳銘德，從此與新聞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吳敬璉平時生活儉樸，連影印家譜都不捨得用一張新紙，他在二○○五年獲得「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卻大方地把國家獎勵的三十萬元人民幣捐出來做為洪範經濟學法學研究所的研究基金。
吳敬璉曾對女兒說，這世界上還有一件事沒做到，不甘心，就是中國的經濟改革，他的最終理想就是達到「法治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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