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健保虧損幅度逐年擴大，民國98年虧損金額322億元，99年虧損擴大為427億元，預期100年虧損金額將超過560億元。健保虧損逐年增加，是因為當年健保法依薪資所得為保費調漲基準，但近年來非薪資所得占國人收入比重愈來愈高，唯有實施二代健保，取消以薪資所得保費基礎，納入其餘資本收入來計算，才能拉近醫療收入與支出的差距。
國人應有共識，人口老化及科技進步所創造出來許多新藥，讓台灣的醫療支出逐年成長，但台灣的整體收入成長速度趕不上醫療支出成長速度。更嚴重的問題，是台灣薪資所得成長停滯，與整體收入的成長速度相比，兩者間落差愈來愈大。
中央健保局開始實施全民健保時，是根據薪資所得為保費計算基準，經過15年的演變，其餘的資本所得占整體收入的比重愈來愈高。例如，許多人靠著資本市場的股利而擁有高收入，卻因並非受薪階級而仍能享受低廉保費。
行政院長吳敦義提出75%的民眾不增加保費的期待，可能是依主計處統計數字而衍生出的迷思。台灣最高所得的20%的人口，占全國總收入的40%，為達到「庶民經濟」政策目標，吳敦義主張由這20%至25%的高所得人口來多交健保費，是相當合理，他卻忽略許多高所得人口的薪資所得非常低。若依照衛生署收入來定義所謂的「高所得，扣掉政府補助及企業支出，其餘大部分收入是來自受薪資階，有可能月薪5萬元就算是高所得收入者，但這並不符台灣實際的收入狀況。
若要拉近健保收入與醫療支出的差距，最根本的辦法還是儘快實施二代健保的公平原則，取消以薪資所得為保費基準，將其餘資本收入也納入納保基準，才能真實解決台灣健保財務問題。
不過，最近衛生署與行政院並未將二代健保的推動視為當務之急，僅是就健保調漲費率應朝單一費率或差別費率調漲模式而相執不下。我認為，若依照行政院的版本實施差別費率制，員工薪資所得較高的高科技廠商，衝擊程度將大於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
若行政院採用的差別費率制度，是讓受薪階級付出的保費比企業負擔的保費少，也可能造成企業無法負荷而倒閉，最終整體健保費收入減少，受害的還是一般民眾。因此我主張不論企業與受薪階級，調漲幅度應該一致，也就是維持單一費率。
現在民間反對調漲健保費的聲浪中，有兩個觀點與事實不符，應該澄清，一是台灣的健保形成浪費；二是向地方政府追討欠款。兩者都無法解決當前健保虧損。
台灣目前健保總收入，僅占整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3.5%，比率之低，為世界各國之最，我們的健保收入並沒有太多本錢去浪費；其次是台灣實施總額支付制度，縱使醫院之間存有個別浪費現象，但每年由健保局控制整體醫療的總額度，健保浪費的說法並無根據。
向地方政府追討欠款即能解決健保費不足問題的想法，更是對會計準則不熟而產生的誤解。健保局每年編列財報時，早已將台北市應繳納的健保費用納入應收帳款，每年呈現出來的損益數字，已經將北市應繳的健保費用納入計算，現在向台北市追討積欠的健保費，只能增加現金收入，無助於填補健保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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