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乃元緩慢走上舞台，恭敬地打開琴盒，將提琴架上脖子，他全身黑衣黑鞋，只有頭髮花白，這些動作，像單人默劇，充滿儀式色彩。
他不算高大，站在空空的舞台，更顯渺小。他緊抿嘴唇，右手將高張力的琴弓，斜斜壓過琴弦，巴哈舞曲裡震撼般的強音，瞬間從舞台前輻射而來，撞擊耳膜上，腦中的殘響和高亢的音符，產生聽覺的完美共鳴。
11月17日上午，胡乃元到台北藝術大學演講。他邊拉邊講，短短的兩小時裡，濃縮了他的四十多年纏繞追尋的音樂之夢。
在這個凡事都看壞的時代，談夢想，彷彿是一種奢侈。
今年「Taiwan Connection」音樂節，堂堂邁入第五年。每年秋末，小提琴大師胡乃元都專程由紐約回台，帶著TC弦樂團，巡迴台灣推廣室內樂。過去幾年，胡乃元和TC年輕音樂家遠到台東、屏東小鎮，讓老阿公老阿嬤、歐巴桑小朋友，在梅樹下，草地上，接觸TC細緻的室內樂。
知名的BBC音樂雜誌曾形容他的演奏「如貴族般優雅」。1995年他與西雅圖交響樂的總監史瓦茲（Gerard Schwarz）一起指揮，錄製高德馬克（Goldmark）「小提琴協奏曲」、布魯赫（Bruch）「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獲得《企鵝指南》三星帶花，更成為國人演奏家少有的記錄。
拜名門之下，行遠而望故鄉
擁有國際聲望的胡乃元，其實大可安居紐約，頂著國際大獎首獎的光環，周遊列國。但胡乃元卻願意為台灣做得更多，TC發起人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讚揚胡乃元說： 「他對孕育他的故鄉，始終有種魂牽夢繫的關係。」
這種緊密的關係，有胡家的背景。胡乃元的父親胡鑫麟，原是台大醫院眼科主任，與朋友合組一個業餘的室內樂團，拉大提琴。白色恐怖時代，父親因為崇拜馬克思、毛澤東，遭警總逮捕，在綠島關了10年。
胡家從此帶著這個政治傷痕，父親出獄後，飽受警總監控，他希望胡乃元出國習琴，自己也移居海外，要離開這個傷心地。
1972年，11歲的胡乃元來到美國，進了耶魯名師鄂爾（Broadus Erle）的門下。處在一堆研究生之間，老師要胡乃元去聽、去思考、去感覺音樂，而不是一下子告訴他好壞。第一天上課，老師要胡乃元拉巴哈無伴奏小提琴第一樂章，而且要他自己鑽研指法，拉完後，老師靜靜看著窗外，抽著菸，沈默半晌，第一句話便問：「你覺得剛才拉得怎樣？」胡乃元說：「我在鄂爾老師身上學會思考，他希望有一天學生可以自己教自己，自己做自己的老師。」
胡乃元之後進入印第安那大學，拜名師金格（Joseph Gingold）門下，金格要求學生不是「表演」（play），而要如何「做」（make）音樂。「這幾乎等同於身心靈全然貫注在音樂裡，做出美的東西。」無形中塑造胡乃元日後拉琴，每每像深入肺腑，用全身力氣來「做」出音樂。
拒絕攀炎附勢，虔心面對音樂
1985年，胡乃元到布魯塞爾參加「比利時伊莉莎白女皇音樂大賽」。這個大賽參加人數最多、演奏曲目最繁複，在國際間擁有絕對的聲望，也對參賽的七十多位年輕音樂家構成絕對的考驗。
胡乃元從初賽、複賽一路挺進決賽，決賽的12位選手，必須與外界隔離，同吃同住一週，專心比賽。決賽時，胡乃元演奏艾爾加（Edward Elgar）的小提琴協奏曲。這部曲式龐大而繁複，胡乃元卻可以拉出艾爾加描寫世紀末衰頹，那種英國貴族內斂的傷感之情。
決賽從上午8點開始，拉到近午夜凌晨1點，十多位評審一字排開，大廳擠滿人，結果揭曉，胡乃元獲得第一獎。這個獎給胡乃元一股信心，往專業演奏之路前進。
比賽後兩年，他搬到紐約，見識到很多年輕音樂家急著出頭，聽一場音樂會，知道某某人是大人物，便找機會衝過去，賣力寒暄打招呼。「他們硬著頭皮一定要在事業上成功，努力想要變成唱片公司宣傳看板明星級音樂家。」
胡乃元欲言又止，頓了一下說：「我年輕二十幾時，曾經為了在事業上出頭，也硬著頭皮跟人家打招呼做關係，那感覺很勉強，逼著要去跟人家self recommendation（自我推薦），我後來意識到，更重要的是音樂事業。」
他講得很慢，很痛苦：「人家可以把你捧很紅，捧上天，但也可以把你摔下來，捧得愈高，跌得愈痛。更重要的是，怎麼面對自己的藝術、自己的音樂。」
胡乃元回到他追求音樂的「原點」。他嘲笑自己，剛開始拉小提琴，只會用殺雞般的破音，斷斷續續拉著「一閃一閃亮晶晶」，因此每到學琴時，兩位姊姊便找藉口落荒逃走。
但令他內心騷動的是，「我從小剛學琴的夢想，就是想要拉出像柴可夫斯基唱片一樣的音色。」
當時小小的胡乃元，豎起自己的耳朵，閉起眼睛，用聽覺來丈量他和大師之間的距離。他一邊拉琴，一邊揣度著，自己可笑的破音和唱片裡醇美的音樂之間，那個別若天壤的巨大裂痕，如何縫補？
窮盡四十多年的努力，胡乃元才敢承認，「我終於做到了，我終於拉出和唱片一樣的音色。這才是我一生真正的成就，不是伊莉沙白大獎，不是那個掛在我頭上的頭銜。」
在最壞的時代，理想反求諸己
回想這條漫長的音樂之路，胡乃元感性地說：「當我小時候，我拉的是一個音、一個音；10年後，我總算可以拉出一個完整的句子；到現在，我終於可以拉出真正的音樂，一個音樂的句子，好像有某東西要表達，或是表達了什麼，我的句子有了生命。」
胡乃元在訪問中說了好幾次「音樂之路是如此地漫長」，漫長到，好像跑百公里的馬拉松選手，一直奔跑，直到越過身體某種極限，撞牆之後，找到無限大的可能，胡乃元不止拉出柴可夫斯基，他還在音樂裡找到了靈魂的自由。
這斷裂、縫補的追尋之路，用盡了他全部生命的48年。
近5年來，胡乃元年年回台灣，然而這1年，最是令他感到希望見底、極壞的時代，「現在的經濟壓力、政治內鬥快要毀掉台灣的將來，而且沒有改善跡象。」他迷惑想著，「這麼亂、人心這麼不安，我們的社會還需不需要音樂？」
他也不禁喟嘆著：「台灣上下現在好像缺乏一種往前拚的精神。」
大環境他無能為力，於是胡乃元把心願收回自己，至少他和TC一起可以往前拚；他常說：「音樂家要抬頭挺胸拉琴」。這種感覺，好像電影《鐵達尼號》沉船時，傾斜的甲板上，到處是逃命的旅客，驚聲尖叫裡，那位小提琴家堅持留守原地，即使將面對死亡，也要為災難伴奏。
在這個最壞的時代，胡乃元還是有夢；而堅持一輩子的夢想，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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