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各種各樣的提案和建議浮出水面，力主亞洲建立類似歐盟的「亞洲區塊」；譬如，亞洲各國簽署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這些新構想的主要動力，來自日本新上臺的民主黨政府，他們希望能夠有別於此前的自民黨政府，通過提出向亞洲傾斜。
民主黨政府釋放了日本尋求脫離美國、更加獨立的信號，這也讓日本民眾對未來多了些信心：日本經濟已經「休克」了二十年，增加與鄰國間的融合，有望為其經濟帶來更多增長。
每當全球貿易出現問題時，亞洲各國就開始討論成立區域聯盟，以期創造新的增長動力，但每當全球貿易恢復後，這些討論也就無疾而終，這次也難以例外。惟一的不同在於，這次，全球貿易將無法恢復到以前的強勁態勢，無力維持東亞地區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建立某種形式的區域一體化，對恢復區域增長至關重要。
過大與過小
目前，這一地區主要的區域性組織包括東盟和亞太經合組織（ＡＰＥＣ），前者規模太小，後者又規模過大。一九九二年，東盟自由貿易區提上議事日程，而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東盟來說，是推動其作為經濟「區塊」行使效力的最重要驅動力。截至二○○九年十月，東盟包括東南亞的十個國家，人口達到五·八四億，國內生產總值達一兆五○六二億美元。
當前，東盟自由貿易區幾乎成為現實，這當然是奇蹟。當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提出的時候，並沒有多少人看好它：這一區域內，人均收入以及經濟結構存在巨大差異。除了亞洲金融危機，想在規模上與中國抗衡，也是這一區域實現一體化的一個驅動力。
東盟已經實現了這一大膽的夢想。作為對話夥伴，中國、日本和韓國都參與東盟的年會，歐盟和美國也參加東盟的區域論壇，並與其舉行雙邊討論。二○○八年，中國與東盟完成了最後一輪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這意味著，東盟在經濟問題上可以作為一個整體發揮作用。中國是東盟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二者之間的經濟合作，有著很好的前景。
東盟的成功，部分反映了其軟弱的形象：沒有任何一個主要的競爭對手認為，東盟會成為有威脅的競爭物件。東盟與中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已經讓印度和日本等國家感到眼紅，並積極尋求與它建立自由貿易區。另一方面，東盟的年會已成為中國、日本和韓國三方碰面的重要場合。
相對於東盟的成功，ＡＰＥＣ一直經歷著慘重的失敗。雖然有二○年歷史，但它已淪為來自美洲、大洋洲、俄羅斯和亞洲大多數國家領導人列隊拍集體照的場合。ＡＰＥＣ在蘇聯垮台後成立，其時，這一組織對於「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的轉型，具有積極意義。對整個國際社會而言，能夠看到敵對國家的領導人站在一起，這一點令人感到頗為欣慰。
不過，這一組織實在太大，也過於多元化，因此很難建立起一個有用的框架。若是有意見能夠在ＡＰＥＣ成員間達成一致，基本上也可以形成聯合國決議了。「冷戰」結束後二○年，ＡＰＥＣ顯然已用處不大，但宣布關門大吉也不那麼容易，國際組織向來都是「僵而不死」。在年度峰會中，ＡＰＥＣ為其成員領導人提供了一個聚會的場地，供其討論雙邊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講，ＡＰＥＣ還有點用。
儘管東盟已經按照自己的日程一步步取得了成功，並且在發展與亞洲其他國家關係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相對於歐盟在歐洲的地位，東盟仍然不可同日而語。亞洲是否應該有一個類似於歐盟的組織呢？顯然，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亞洲還包括印度次大陸、中東和中亞。任何涵蓋整個亞洲的組織，都將成為和ＡＰＥＣ一樣臃腫的機構，因此，無法建立起一個可持續的架構。
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是東亞經濟核心（ＥＡＥＣ）的堅定支持者。這一核心包括東盟和中、日、韓三國。由於日本不願參與這樣一個把美國排除在外的組織，這一想法也就無疾而終。其實，東亞經濟核心的想法卻符合邏輯：東亞有著共同的歷史；區域內貿易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前；此外，人口流動也十分頻繁。由於旅遊業的興起，區域內各國的關係將變得日益緊密。可以預見，該地區未來必將實現資本、商品以及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日本的動機
亞洲各國存在的差異，遠遠超過了歐洲。東盟人均收入為二○○○美元，中國為三五○○美元，日本則是四萬美元。中、日、韓三國以及越南，共同受到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的影響；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信仰伊斯蘭教或小乘佛教，宗教信仰也更為普遍。我經常往來於東亞和歐洲，我認為，在東亞建立起一個類似歐盟的組織將會非常困難。較為鬆散的合作形式，才是更有可能出現的結果。
由於日本的反對，馬哈蒂爾東亞經濟核心的想法最終不了了之。上個月，當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在東盟首腦會議中提出「東亞共同體」（ＥＡＣ）這個極為類似的概念時，卻引起了廣泛關注。如果日本真正致力於成立一個東亞組織，那麼，這個組織的誕生可期。它可能不像歐盟，卻會在今後起實質作用。不過，鳩山並沒有明確美國在此類組織中的作用；如果將美國也計算在內，那麼，這個組織和ＡＰＥＣ也就沒什麼兩樣了，同樣走不遠。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日本可能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提出了這一想法，但日本自己也越來越有理由加強與亞洲的聯繫，並逐漸疏遠美國。儘管其人均收入達到四萬美元，但它仍屬於出口導向型經濟。
上世紀八○年代到九○年代，日本錯過了轉型為消費主導的經濟時機。當時的田中政府愚蠢地認為，房地產價格上漲會將財富帶到東京︱大阪這一工業走廊以外的地區，田中政府因此決定推行高地價政策。高昂的房地產價格，使中產階級難以走上消費主導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不得不為了買房而努力存錢。
日本確實有充分的理由加強東亞一體化。美國不可能很快恢復，也不會恢復到成為足以餵飽日本出口的機器。同時，再出台財政刺激的空間也不大。由於美國正在推行弱勢美元政策，因此，通過日元貶值來獲取市場份額也走不通；如果沒有新的貿易來源，日本經濟注定不樂觀。加快東亞一體化，是其惟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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