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基會與海協會台北會談隆重登場，兩岸將簽署空運直航等四項協議，預期兩岸經貿的競合，將在協議生效後邁入新里程碑，而對於台北會談後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所將帶來的影響，政府預備好了嗎？
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自1995年政府規劃亞太營運中心之初即已提出，因為當時的政府深知，台灣若真想成為亞太製造、轉運中心，兩岸在航運、貿易、金融及人員的往來非逐漸正常化不可，惟在前總統李登輝「戒急用忍」的指令下，十多年來，即令兩岸在2001年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迄今兩岸經貿關係仍處於特殊狀態。
所謂特殊狀態是指，台灣對外貿易有一套管理辦法，但對大陸另訂一套《兩岸貿易許可辦法》，對外投資有一套審核章程，但對赴大陸投資則有另一套《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許可辦法》，其他如航運法規、人員的進入、資金的匯入等等也都有另一套管理體系。雖然美商及歐商年年催促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但直到如今台灣在一萬多項的商品項目中，仍禁止二千多項產品自大陸進口。
兩岸經貿正常化本是該走的路，但過去十年在政治意識凌駕經濟判斷下，政府一再的戒急用忍、一再的積極管理，惟從1993年、1997年、2002年三次「西進投資大赦」補辦許可近三萬件、補登記金額高逾一百億美元即可知，這樣的管制形同具文，而且根本是在懲罰守法者。近十年政府兩岸經貿政策的消極不作為，每隔幾年來一次大赦，不但無助台灣經濟，無助於解決失業問題，更是在鼓勵非法偷跑，實為不義；而其間亞太轉運中心的契機拱手讓人，亞太製造中心的地位灰飛煙滅，實為不智。午夜夢迴，這些曾食民脂民膏的政府大員，豈能無愧？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馬政府的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雖然正確，但由於政府不作為已有十年之久，一夕開放，風險不小，從近五十年全球的管制開放歷史可以發現，解除管制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有失敗的情形。以日本為例，1950年代鳩山內閣實施「經濟自立五年計畫」，為扶植汽車產業，日本政府禁止外國汽車進口，待1965年開放時，美歐非但無法占上風，甚至日車反過來大舉進軍美歐，一向為美歐天下的汽車產業，自此版圖重整。如同日本一樣，1984年巴西政府為發展電腦產業，也禁止外國電腦進口，惟1992年巴西政府取消進口禁令後，巴西電腦業卻兵敗如山倒，聖保羅、里約熱內盧的電器商店裡展售的全數是美、歐的電腦。
這些歷史說明，開放不是萬靈丹，只有預備妥當的開放政策才能創造一國經濟的最大利益，如若沒有預備妥當，開放後反而會出現類似巴西這般丟盔卸甲的局面。試想兩岸直航，解除投資管制，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之後，兩岸的合作固然可以創造雙贏，但兩岸的競爭勢必更趨白熱化，若台灣沒有預備好，其結果到底是來台的陸客多？或是登陸的台商多？是台灣產品有競爭力？還是大陸產品有競爭力？台灣還能享有每年逾4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嗎？台灣製造業會否因為兩岸競爭平台的改變而趨於空洞化？這些都是馬政府必須深思的。
台灣過去十年的管制和昔日鳩山內閣有霄壤之別，非但沒有明確的戰略目標，由於消極不作為，十年來也未鍛煉出足以因應開放競爭的體質，因此如今兩岸經貿如果一夕正常化，實令人深感憂心。包括美國、英國及日本今天的工業大國都曾運用管制、開放來創造自己的最大利益，他們在管制、開放之上有一個更高的戰略目標，懂得何時該禁，何時該放，但是台灣虛耗十年，禁、放流於意氣之爭。如今「江陳會談」總算扭轉這一困局，惟我們要問的是：馬政府的戰略目標在哪裡？這恐怕是兩岸經貿正常化之前，更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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