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些經濟數據公布,讓許多人失望之餘更感焦慮。景氣何時才會回升?從專家到市井小民都在問。而在這樣的氛圍下因失業而導致的社會事件,特別是家庭悲劇與犯罪行為,更屢見不鮮。從公共心理衛生的角度,筆者要籲請政府與社會特別正視因為失業而衍生的社會精神健康問題,以避免因經濟困難導致的損害擴大,危及許多相對弱勢的家庭與個人。

     世界衛生組織與國際勞工組織早在二○○○年就出版了一份《精神健康與工作》的書面報告,在報告當中特別提到失業對國民精神健康的負面影響。而一九九九年兩位澳洲學者墨菲與安薩納綬刊登於英國心理學刊的論文回顧了十六篇研究,大多數研究發現,失業者的精神健康狀態惡化,而恢復就業後精神健康狀態改善。

     因此,當我發現政府在失業對策裡,並沒有將國民身心健康維護的社會心理面向考慮進去時,便十分憂心。

     我們的社會如果只將失業率上升當成經濟問題來處理,會忽視就業不僅是一個人或家庭獲取生活物質的經濟活動而已,工作還是一個人或家庭與我們社會連結的重要社會活動。

     失業率的上升不僅是在失業人口數量上的增加,還會使得社會出現「有工作/可以維生」和「沒有工作/無法維生」的兩種群體。如果沒有積極的社會保障來弭除之間的鴻溝,分裂與對立的氣氛就會出現在我們社會的內部,終致形成政治的對抗,惡化集體的不安全感。見諸各國歷史,就是所謂的「治」與「亂」。

     雖然政府迄今推出了許多「搶救失業」的方案,不失為緊急應變的措施,但是缺乏重點與節奏,卻使善意與德政的效果大打折扣。根據西班牙學者阿榻寇在二○○二年的研究發現,已婚男性體力勞動者的精神健康遭受失業的影響最大,尤其是無法得到失業救濟金的失業者,他們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的危險比和就業者相比,高達七倍以上。

     而女性的情形則不同,未婚的單身非體力勞動者,是所有女性失業者中精神健康受到失業影響最大的,危險比將近五倍。

     因此,如果政府都將資源集中在高學歷的失業者,而忽略了中低學歷的國民,才是失業衝擊最大的一群。

     可以預見,即使全民健康保險覆蓋率將近百分百的台灣,這一波經濟危機衝擊後,國民的身心健康差異將會出現社會階層化的問題。政府不可忽視這一群相對弱勢又不擅於向各種社會福利機制爭取援助的國民,這是社會問題,更是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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